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——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,——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,决意抵抗到底,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。
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,便一变百为乱党了。
——这些乱党,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,是背判—种政府的制度;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,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。
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,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,这还是第一次。
我们必须知道,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,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,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。
人类的权利,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。
一个民族,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,即使遭是到了失入,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,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,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,那么,公正的上天,早己注定了他的末日了。
怯懦民族,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。
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,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,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,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。
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,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,就是乔治薛耐雷(GeorgVonSchoerer)和卡尔·吕格勒博士(Dr·KarlLueger。
)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,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,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。
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,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。
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,来加以比较,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,他料定奥国的结局,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。
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,假如被采纳的话,那么,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,当然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