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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,可是,大都失入而退出了。
他们在国会中发言,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,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。
因为,他们的演说,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。
但是,最大的场所,给听众最为首接的接触的,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;倒是群众大会;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,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,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。
反之,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,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己。
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,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,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。
在这种场所演说,枉费工夫,毫无成就,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。
这是己往的事实。
凡日耳曼派的议员,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,可是听者藐藐,仍无征效。
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,或是全然置之不理,或竟是大为删改。
致其文气——甚至其意义——也被领到错位,或竞完全消失了。
这种新运动的目的,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。
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,并不在言论的本身;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。
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,那读者所得,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,(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),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。
所以,只要看一首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,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,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,但是,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!倘使凡日耳曼运动,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,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,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。
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,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,实行奋斗的到底。
要达到这个目的,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。
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,指导者不能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