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。
来比较一下,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,能用“国家的威权”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,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的吗?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?
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,加以研究之后,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:这种运动,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,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。
这是第一点:因为加入国会,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,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。
这是第二点。
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,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,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。
奥地利国人的“文化斗争”(Kulturkampf)的结果实际上简首是等于零。
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,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。
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。
如果教会中的长老,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,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,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;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,来攻自己的盾。
一个政治的领袖,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,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,否则,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;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。
其他无论什么态度,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,尤其在德国。
基督新教(Protestantismm)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,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、语言、以及自由,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;但是要从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,这一个企图,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,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,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。
这个问题,新教条对之,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;——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,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,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